电影,不过是讲好人的故事

——专访《百鸟朝凤》志愿者队长方励

时间:2016-6-6    记者:李佳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2级本科生)    点击次数:891

  被誉为“第五代导演教父”的吴天明绝唱之作《百鸟朝凤》由于“下跪”事件成为近期电影市场的热门话题,而方励也被推上风口浪尖。5月29日晚,电影《百鸟朝凤》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上映并举办映后交流活动,讲堂文艺记者在后台采访到影片志愿者队长的方励。



《百鸟朝凤》海

  《百鸟朝凤》是一部极度任性、自由的电影

  坚持一切都自力自为的方励如今已年逾六十,前半辈子一直在跟地球物理对磕。跟同年代的弄潮儿一样,方励抓住了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9年改革开放这两个重要的窗口期,拿到了大学学位,放弃安稳的铁饭碗,远赴重洋继续深造,而后摸爬滚打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迈入了“可以天天打高尔夫”的阶层。可是方励却不甘心随波逐流地消磨掉生活的意志,被扫入养老一族。他开始“捣鼓”电影。由于其投资的电影屡屡“被地下”,方励也在圈内有了“地下电影教父”之称。2015年,方励加入了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的发行团队,挑起了“志愿队队长”的担子。

  相比于同期上映的《美国队长3》,《北京遇上西雅图2》,《百鸟朝凤》似乎像一杯温吞的凉白开,没有辛辣的口感也没有甜香的后调,但是每个人却也能尝出不同的味道。有人感叹传统艺术的消逝,有人读出了农村不可避免地被城市一点点侵蚀,有人看到以政治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荒诞,也有人质问电影为唢呐匠赋予臧否人物的职能是否是过度拔高了传统社会中匠人的地位?对于方励来说,这部电影一下子戳中他的地方则在于——传承。跟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方励十九岁就进入了工厂跟着师父做学徒。“我的师父一年后去世了。我就跟他的儿子一样,他所有的后事都是我去跟着张罗的。”这段经历让方励感受了中国传统的师徒情所绑定的紧密关系。“我太明白一个师父把他毕生的手艺毫无保留的传递给自己的一个徒弟,那意味着什么。”这种师徒的关系不仅仅是手艺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他将他一生最重要的追求、全部的责任都传递给自己的徒弟”。一代代的匠人之魂通过非血脉性的师徒关系一辈辈延续下去,技艺得以传递,坚持得以传承,固执地抗争着时间和死亡。



讲堂文艺记者采访方励(右)

  在方励看来,《百鸟朝凤》是一部极度“任性”,或者说,极度“自由”的电影。不管是焦三爷还是长大后的天鸣,骨子里都有一股执拗的劲儿,“我可以不管别人,我只做我喜欢、我相信的事情。我一路走到黑是我的事儿。即使你们都不信,我信。你们都不支持,我还干。这是我的追求”,这种固执的有点傻气,傻气中有带着可爱的模样,“代表了那一整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如果说焦三爷固守的是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那么天鸣坚持的就是他的承诺。不仅是对师父的承诺,更是对自己的承诺。“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心甘情愿做出一个对自己约束的承诺。不是因为会光宗耀祖,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做人的精彩。”

  电影,不过是讲好一个故事

  如果说博尔赫斯的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那么方励的天堂就应该是电影院的模样,“电影院是最自由的,没有包袱,没有框架也没有组训”。起初,在没有电影学校的时候,没有人去讲授镜头语言、视觉逻辑,没有人去强调规矩,也没有陈科教条需要去打破。那时的电影人依循着的,不过是自己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感受和了解。在外部条件不断变化的时代,哪些是人们依旧坚持,始终在乎的?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抓住了这样的褃节儿也就是找到了一部电影的灵魂。“所以我常常说很多真正做电影的人,他是不需要理论的。他依靠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读解,对世界的感受。一部电影是要跟千百万人做情感交流的,你作假不了。你想要做好的电影,就必须有真情实感,这和你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感度是相关的。”一位优秀的电影人,像是一个有着大小不一筛孔的竹筛一样,左倾右斜,筛离出生活中最微妙的米粮。然后将其酿成最醇香的酒酿,每闻一口,都让人回想起秋天一望无际丰收的景象。



《百鸟朝凤》主创与观众映后交流

  单有细腻的情思并不足以成就一个优秀的电影人。“做电影,是需要智慧的,不是小聪明能做的。电影是多样化元素综合的结晶。真正电影产业最期待的电影,应该既有良性的商业循环模式,又能有浓烈的文化气质”,方励笑谈,“就像你们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有小孩子喜欢的特别萌的动物,也有成年人关注的幽默和社会批判”。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是能同时与不同年龄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直接展开对话。就像哈姆雷特之所以能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模样,正是因为其多层次的价值意涵,为人们从各种进路来解读他提供了可能。好的电影像是一面镜子,每个照镜子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投射在其中的景象。照镜子的人误以为这就是镜子原来的样态,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只是从镜子中看到了他放入的那个自己。

  中国电影: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

  方励看来,现阶段中国文艺片难以为继的生存境遇是和整个市场对于影片种类错误的划分有直接关系。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没有进行市场细分,院线也没有意愿进行精耕细作。另外,由于现在的电影院增加太快,院线经理们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解读电影。人们笼统地、一棍子将所有适合大众的文艺片打成了“小众”,然后又将其与小众艺术片混为一谈。“什么叫文艺片都是小众的,难道大众就没有情感了吗?就《百鸟朝凤》来说,它是一部主流的、大众文艺片,不是那种沉闷的、没有剧情的,专注于玩手法的实验性电影。它的情感扑面而来,是观众完全能接受,并很容易读懂的故事。所谓小众艺术片,更倾向于创作者的自我表达。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导演,我根本不管观众有没有看得懂。我机器往那放一只十分钟的长镜头。让你去看,让你去感受。既有非常强烈的作者观点,又有所谓的实验性。”将面对电影技术发烧友的艺术片和对话大众情感的文艺片混为一谈,在方励看来,是对电影市场的误读。



《百鸟朝凤》剧照

  除了对电影类型做了错误的划分外,现阶段中国电影市场还存在另一个危险的误区,就是对观众的低估。方励坦言此前并未想到《百鸟朝凤》上映后,有大量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都会反思我们生活中缺了什么,这个时代正在丢失什么。同时,院线经理、制作人、导演们也都发现,这样一个农村题材,讲传统文化和坚守的电影,其实也打动了很多观众。“我们说90后喜欢看烂片,那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其他的选择。就像北京电影节,大家都去抢票,就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太可怜了,我们根本看不到好的电影”,方励遗憾地表示,“时代、市场都在进步,不应该低估观众——这也是从《百鸟朝凤》中可以得到的经验”。

  人们总说院线与观众是君民水舟之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是水可以离开所有舟而存在,但是观众却无法拒斥所有的院线。当所有的舟铁索连环,我们除了被裹挟着挤上这艘巨型航母,如何还有其他的选择?“的确,所有电影的生杀大权最终掌握在观众手里。能改变中国电影未来的是观众。但是,直接管开关的人却是院线经理。”

  回顾《百鸟朝凤》的发行过程,方励讲述:“我们运用了很多很好的资源,包括明星的肖像、语言等等。这些资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却打不通院线。”在《百鸟朝凤》上映之初,由于没有明星卡司阵容,没有爆裂的动作场景和显露的情感线,《百鸟朝凤》的排片量只有百分之一,并且很多场次都排在冷门时段。虽然也有太平洋影城这样零星几家院线,由于敬重吴天明导演,即使没有接到排片的指令也愿意为《百鸟朝凤》留出档期。可是由于无法预期《百鸟朝凤》的市场反应,很多院线迟迟没有排片。“因为排片率太低,所以影片根本来不及在市场上进行发酵,尽管有好口碑也传不开,自然也就无法吸引更多的观众。不同的院线在排片上也都大同小异,比如今天来一部大片,你排百分之五十,我也排百分之五十。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费心为一部市场前景不明的电影提供机会呢?”或许正是电影市场易仿效的特性造就了《百鸟朝凤》式的无奈。



《百鸟朝凤》剧照

  如果说《百鸟朝凤》是中国文艺片现状的缩影,那面对除好莱坞大片外“无片可看”的困境,中国电影市场又该如何调整呢?方励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要打通中国电影的任督二脉,冲破院线对于电影选片的限制,重要的是从国家层面放松对于电影进口的管制和垄断。让更多非好莱坞的电影进来,丰富我们的电影市场。现在的批片量太小了,而且仅掌握在几家手里。所以大家有机会拿到配额,一般不会特意去寻找有不同品位和意境的非好莱坞的片子。与其冒着利润和管制的双重成本去引入新风格、新题材的电影,不如随波逐流追逐稳赚不赔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然后静观市场对于文艺片的反应。在多重畸形制度的形塑下,院线主动收束了自己“任性”的空间,在“无片可看”的裹挟下,观众只有“看”和“不看”的两种选择。故而,目前市场上呈现出好莱坞大片一片向好的趋势。与其说这是好莱坞大片的胜利,不如说是一场虚假的繁荣、一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饕餮盛宴”。如何重塑一个健康的中国电影市场,发行方、观众、院线、广电总局面前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二图三摄影:孟宪鸣 其他图片为资料图
 
  编辑:张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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