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同样的困境,不同的诠释


时间:2017-12-7    记者:徐璟萱(北京大学2016级哲学系本科生)    点击次数:156

  依旧是暴风雪的深夜,封闭的车厢、关系错综的乘客、尸体上数十道深浅不一的伤口,拉开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序幕。12月2日晚,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在讲堂观众厅上映,观众跟随着肯尼思•布拉纳导演,重新登上了这趟开往黑白之间灰色地带的世纪列车。

  该影片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推理小说,其知名度早已高居赫克尔•波洛系列作品的首位。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已被多次翻拍改编,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得到新的诠释。比起原著和以往的改编作品,肯尼思的这次翻拍在保持了原著基调的同时,在角色设定和剧情详略取舍方面有所创新,通过壮丽的画面和多处隐喻对比,精致而丰富地展现了当代侦探主题艺术作品的审美变迁,以及人们对人情法理的理解。

  比起原著,这里的赫克尔•波洛显得有些“偶像化”。阿加莎笔下的波洛是神坛之下的“普通人”:其貌不扬,甚至还有些可笑;不爱运动,动起来还有些滑稽和笨拙;温文尔雅,有时候还唠唠叨叨、婆婆妈妈,总之,阿加莎试图刻画的是一位有缺陷而亲切的、虽是侦探却又活生生的“人”。而影片中的波洛则是一位稍显高贵的绅士,虽然有些行为举止有些英式幽默,但他的身手确实更加敏捷了。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显得过于直率而有些傲慢,他的偏执和智慧使他与常人存在距离感。如果说阿加莎是希望通过将侦探平凡化,使他更容易深入人性的各个角落,影片中类似“超级偶像”式的波洛则迎合了当代观众对“克里斯玛”形象的崇拜和迷恋。但仅立足于这部影片而言,它的前后呼应和逻辑还是自洽的。标志性的夸张八字胡,工整洁净的绅士扮相,以及对“平衡感”近乎无理的苛求,都契合了赫克尔•波洛,这一比利时侦探对“非黑即白”的均衡世界的信仰——而这也暗示了后来在面对这桩谋杀案时,波洛内心的波澜与挣扎。而这位睿智孤傲的侦探在最后的“审判”时做出的拷问,也符合其深邃的性格特征。

  关于这次谋杀案的凶手,已近乎是众所周知(的确如此,甚至在电影海报上都直接标明是列车乘客合谋杀人)的秘密。同一辆列车上的十名乘客合谋杀死了一名逍遥法外的杀人犯,而这些谋杀者或多或少都与这桩十几年前的灭门案有关。1974年由吕美特导演改编的电影更加侧重于同原著内容的贴合,主要内容聚焦在波洛的逐个审问、层层推理和案件的逐渐还原。而布拉纳则对波洛的审问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详略处理,根据不同的角色选取了不同的地点,展现的审问内容也只是点到即止,由此增加了影片的节奏感和多元性。很明显的一点是,该影片着重突出了每个乘客与宗教的关联,“上帝”“《圣经》”和“原罪”是审讯过程中常常提及的关键词。凶手中不乏虔诚的教徒,但他们在谈及信仰时,眼神中总会交织着躲闪和坚定。面对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凶手,与受害者有着或多或少关联的这些人只好做出自己的正义判决。而这场判决却是通过一次合作的谋杀完成的,他们通过罪恶来惩治罪恶,这也让波洛面临着难以用是非对错进行决断的艰难困境。

  这些凶手在进行了自己的道德抉择后,同样要面临法律的判决,也正如波洛在审问时需要有情理的考量一样。这也和阿加莎不吝于展现人性之多元的写作特点及其写作初衷相契合:人性的复杂使得案件的判决不只是划分对错那么简单,也许“人人都有谋杀的欲望”。波洛的审判地点是在暴风雪中的山洞。作为凶手的乘客们一字排开,在长桌前端坐,这画面像极了基督教名作《最后的晚餐》。也许在这个场景下,将影片和画作的人物关系明确对应并不是合理之举,最后的晚餐体现的背叛情绪也没有在这些凶手中表现——相反,他们为了复仇和正义,团结得异常紧密。但可供讨论的地方也在于此:这些也许本来互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宗惨烈的灭门案有了关联,通过同一个复仇的目的聚集于此,最终通过共杀一个人而面临着同样的正义审判。如果说基督信徒通过圣餐礼而与基督共生,那共享同一次谋杀的他们是会堕入地狱,还是也会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

  问题抛给了身为侦探、代表着法理的波洛。但不论是在原著,还是在多部改编的电影中,波洛都将选择权交给了他者。原著中是列车长做出的抉择,电视剧版的最后波洛也处于被动的状态。在1974年版本的电影结尾,波洛站在法律的角度指出,这些谋杀者的行为是“私设公堂、亵渎公正”的行为,而他们无权置法律于股掌之间。为了伸张正义,身为善良文明的公民,他们应该做的是坚定对法律的信心,将其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而不是“既当陪审团,又当刽子手”。但在这些谋杀者看来,他们践行的是高于“不作为”的法制的一种公正。如果说将法律未能惩治的对象交还上帝,那么在上帝的宽恕使得施暴者逍遥法外时,“让无罪的人投出第一颗石子”就成了对他们而言最为合理,也是最为无奈的抉择。这部影片也体现了这一法与情的张力,但波洛的审判显得更加主动。他依旧将选择案件两种解释可能的权利交给了眼前的谋杀者,可他还掏出了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无罪的人因杀死十恶不赦的人而获罪,他们是否也应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而彰显法律的权威?这一测试恰好揭露了波洛选择隐瞒案情的原因:凶手即使面临法律的处决,也不愿为掩盖罪行而杀死一个无辜的人。他们决定将“罪”的传递停留于此,即使代价是付出生命。如果说最后的审判带来的是原罪的消解,那么这里的判决也为谋杀者带来了重生和解脱——他们不必继续在恶魔的阴影中继续苟活,也不必在作恶的愧疚中丧失对正义的信仰。

  当然,新时代的影片自然有新技术的助攻,全程65mm胶片拍摄带来了震撼华丽的视觉体验。上帝视角俯拍下列车沿途的雪国风光,与长镜头下列车内封闭幽暗环境形成巨大张力。细节处的打磨和明暗色调关系的处理也很精致,影片虽然展现的是雪景,却一改其原有的萧条寒冷之感,取而代之的是暖橘色基调下的暖意,反而为影片增添了一丝柔情。女性角色的妆容也以橘色系为主,却随着人物性格角色的不同而有浓淡区分,细节的处理使影片的画面效果华丽而不失和谐。在案件还原的那几分钟内,导演使用了黑白电影的拍摄手法,在无声的画面流动中,无罪的、无辜的甚至是曾经受害的人们依次走进房间,神态各异地拿起刺刀,在静默中释放了自己沉积已久的爱恨。老戏骨们极具感染力的表现,甚至有让人泪目的效果。

  对经典有着同样的敬意,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时代要用同样的方式致敬经典。也许这部改编的电影对于坚持原著的人们而言,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但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确在结合阿加莎原旨的同时,重新诠释了新时代下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东方快车驶来的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但属于这列快车的辉煌依旧没有结束。人们在奔向新的时代的同时,仍旧不舍,也不会与这些老旧的车厢告别。

  编辑:梅笑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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