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满眼荒诞,一堆反讽


时间:2016-12-9    记者:李林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本科生)    点击次数:601

  “幽默有三种,一种是语言的幽默,一种是事情的幽默,第三种是背后道理的幽默。《我不是潘金莲》属于第三种。”——冯小刚

  潘金莲,范冰冰,这两个名词同时出现在视野里时恐怕引起不少遐想,但《我不是潘金莲》大概要让这些人失望了,剥开女主角李雪莲经历的外衣,电影实际上指向的是官场的荒诞,可以说是一出官场现形记。

  一场荒唐的假离婚变为真离婚,负心丈夫又指责其是“潘金莲”,李雪莲为了讨下这样一个公道开始层层上访告状,当法院、县长、市长都没能解决或选择回避她的问题之后,在官员面前渺小卑微的她选择进京告状,拦下首长的汽车后,地方长官被撤职,她也从此在政府眼中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农妇的权力,阻止她进京告状成为地方各级官员在全国人代会期间的重点工作,法院院长、县长、市长轮番上阵劝导,甚至不惜动用警力只为阻止她上访。官场众生相和现行官制下荒谬的逻辑成为电影展现最重要的部分。

  李雪莲虽为第一女主,但电影中几乎没有这位女主角的面部特写,反而使用了大量远景镜头,一方面掩盖了扮演者范冰冰演技上的生硬,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女主的地位,结尾部分,李雪莲听说前夫已死,无法继续告状而陷入沉重悲痛,她的面部表情却被虚化,观众视线被引向她身后抓着她的各官员的神态、动作上。下级官员的溜须拍马、上级政令下达过程中的歪曲、官员冠冕堂皇的为民口号下实际是以己利益为重的虚伪在电影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果电影仅仅止步于一个悲情民妇上访伸冤,勇斗高官强权的故事,那么实在难以用荒诞形容。故事的吊诡之处,在于李雪莲告状的逻辑是不合理的,乃至于可以说是刁民的逻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求法官判处离婚无效,何况她还宣称假离婚的理由是为了分房,当不被重视时,就以静坐、劫车等方式向更高一级官员告状,前一级官员也被纳入告状名单。当市长的指示被歪曲,她被无辜拘留以后,她多方寻人帮助杀人,名单上除了前夫外,上至市长,下至法官。当告状者是一个有些愚昧固执的“刁民”,每级官员都对她没有恶意的时候,一件本身芝麻大的事情却变成了骇人的大象,众官员却还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最具荒诞感的,就是李雪莲在进京告状以后官民地位的反置,进京以前她是被忽略的无理农妇,进京以后她依然无理,却获得使各级官员惊骇的资本,电影开头李雪莲为了和法官王政道扯上关系的一连串说辞在20年后担忧其进京告状的院长王政道口中跳出,王政道还亲切称呼她为大表姐,李雪莲此时则表达了疏离的态度。

  冯小刚导演的确在这部电影上费足了心思。《我不是潘金莲》首先大胆尝试了圆形画幅,景深的特意安排中给人从一种单筒望远镜窥视的错觉。圆形画幅中,水墨风格,油画质感的镜头使其四溢着一股子古典美,就连范冰冰头戴斗笠,身披蓝色塑料出现时,其身上的乡土气息也被细腻精致的画面大大消解,跃入眼帘的非粗野农妇,而更像是一个柔美的,我见犹怜的古典美人。

  同时,电影具有丰富的象征性意味。古典风格暗示对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作风。电影有关北京的场景采用正方形画幅,象征北京是讲规则的地方,结局采用长方形画幅,暗示人物走出心结,事情最终结束。细节里也处处是反讽,“防微杜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被市长用于潘金莲事件的反省,坐在主席台上昏昏欲睡的官员,其名牌却是“姚亲民”。这些无一不展现着导演的精心设计。

  精心制作之下,电影口碑却一再下滑。故事本身是在不合理的逻辑之下生长出来的,电影中的处理又加重了这种不合理化,李雪莲究竟受到了何种委屈在电影仅被简单带过,人物的愚昧、固执却被凸显,而圆形画幅一方面贴合了画面的古典风格,另一方面又将观众隔离在镜头之外,难以进入人物的情绪,阻碍对于李雪莲的同情的建构,同情的缺失使观众产生了对主人公的深深不适感,加之原著中大量有关官员推诿和自私自利的心理描写都被抽离,甚至使人产生对官员的同情,其刻意突出的对官场的反讽反而被对主人公的厌恶感掩盖,也终究缺少刺破现实的力度。

  冯小刚说,《我不是潘金莲》有种背后道理的幽默,笔者的确看见满眼荒诞,但人物的单薄,电影有限的容量却使这种荒诞止步于一堆反讽,当观众期待其向深处探索时,他却晃悠悠闭上大幕,徒留你满心的憋闷和混沌感。

  编辑:梅笑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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